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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日]山村恒年：《行政法と合理的行政過程論—行政裁量論の代替規範論》，慈学社2006年版。

从比较法的视角观察，政府可以通过以下路径帮助公民有效实现信息自由权：1．确保信息渠道通畅，预测风险，积极防备。[40]Jerome A. Barron. Access to the Press: A New First Amendment Right. Harvard Law Review. Vol. 80, No.8,Jun.,1967.p.1641-1678.[41]李树忠：表达渠道权与民主政治，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

需要在此是指对信息权的限制必须来自紧迫的社会需要。[11]2．准确决策、适时引导信息传播走向。（二）禁止罢工、罢市、罢课。没有法律依据的限制—例如这限制仅是来自简单的行政判断—就是不合法的。[5]在传播心理学中有这样一个定律：首先进入人们记忆的信息具有先导性和稳定性，后来要改变这个信息，需要花费7倍的功率。

[34]三、一点延伸：我国突发事件中信息管制的探讨通过上文，我们了解到无论是联合国、欧洲人权法院，还是一些国家，都对信息管制设定了较为严格的标准。[14]这些案例都充分证明了政府在信息公开中的积极导向作用。一、专政：经历理论旅行的概念专政（独裁）和宪政相对，是颇具卡里斯玛色彩的国家治理体制。

这种紧张一方面可通过宪法解释，另一方面通过提出新的理念，如三个代表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来消解。近代欧陆一些宪法中，都有最高行政官在紧急状态下的专政条款，如《魏玛宪法》第48条的总统专政。民主主体和专政对象会随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这种政治性区分缺乏客观标准，仅取决于政治权威的需要和意志。其次，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专政条款已不能适应当代社会变迁。

进入专题： 宪政建设 。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经历了从确认到废弃又恢复的曲折过程。

《共同纲领》第1条这样表述新中国的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他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毛泽东对专政的理解，主要囿于列宁主义的专政观。对此抵牾，郭道晖、马岭等学者试图通过区分专政和专政手段、法律制裁两概念的方式来予以缓解。

其次，人民民主专政在制度上渊源于二战后的人民民主（联合政府）制度。因此，被看作是一种阶级斗争策略。职是之故，对中国语境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学说的发生史加以梳理则实有一定之必要。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党时期旨在夺取、巩固政权，讲专政是可以理解的，也是适宜的。

在七五、七八《宪法》中国体均表述为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概念被废弃。刘山鹰认为，专政条款只能在共产党领导这个特定意义上理解才对。

但是，在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对党内高层发出的《关于目前政权性质问题的指示》明确表明：即使五四《宪法》在国体表述中保留人民民主的提法，但政治实践中，国家政权的性质已经变为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专政。但是，当一切宪法解释的手段被穷尽，就有必要对专政条款进行修改，将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改为人民民主宪政。

因此，我国相继提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指导思想，但这些理论与建立在泛革命思维上的专政条款都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所谓良性违宪说实际就反映了这种张力。其实，专政和独裁在学理上所指相同，均是Dictatorship的汉译。三、传统专政观已经不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毛泽东的政治遗产需要扬弃。之后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还提出一个将宪政、民主、专政勾连起来的著名论断：宪政就是民主政治，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但作为执政党，特别在已经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宪治国等目标的情况下，就应当讲宪政。江平曾尖锐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入宪后将和专政条款产生规范冲突。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首次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指称一种在革命之后短时期建立的工人阶级国家。人民民主专政重新回到党的决议文件中是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他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主要从阶级斗争角度界定专政：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1949年6月底，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全面阐述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施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所谓的向中央要政策，就是希望稳定获得超越同级其他地方的特别立法权。（3）通过立法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对公众的民主能力进行培养和训练，使之养成真正的国家主人翁意识和能力。

在解释《代表法修正草案》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表示，鉴于中国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是代表履职的集体参谋助手和服务班子，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此外，正在兴起的立法公开听取意见制度也值得进行认真的规整和引导，使之成为立法民主性的重要补充形式。代表的专职化是代表成为真正的议员的前提，也是全国人大（包括地方各级人大）成为真正的代议机构的前提，因为对于议会性质的机构而言，其不具有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履行职责的日常性，其发挥职能主要依赖于会议形式，因而在制度武器上本就薄弱，兼职化更使其面对日常性质的国家机构时形同虚无。如果实行专职化，这些问题都会逐步得到解决。

中国的人大制度是一种代议民主制，在法律形式上也建立了民主选举、代表立法等基本制度，但一直以来难如人意，其中包含着人大制度本身的原因，也包含着人大制度所根植的中国宪政体制更加复杂的结构性原因。在这两种代表制之外，中国宪法还保留了人民实践某种直接民主的制度空间，即宪法总纲第二条第3款规定的参与民主制，即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里的依照法律规定为作为代表制形式的人大系统施加了明确的立法义务，即通过有利于人民参政的立法来保障人民的参政权。

4、地方立法权的规范化宪法和立法法上关于地方立法权的规定存在范围不明确、标准不统一的缺陷，地方尽管可能存在巨大的立法权空间，但其边界和可靠的法律预期是不明确的，于是就存在中央与地方的多样化、复杂化的政策协调过程。因此，加强和改善人大职能的首要问题应该就是代表专职化的问题，其要害在于为代表提供时间上和利益关联上的独立性，这是最为基本的保障。

一、代表性的内在品质：代表专职化问题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解决的是代表的民主合法性问题，而人大代表的专职化试图解决的是代表的代议职能优化的问题。代表法最终于2010年10月28日修订通过，原则上否定了代表专职化的法律可能性，规定代表不脱产、代表集体活动原则等，但并未明确排除代表工作室的实践形式。

与代表兼职化相对应的是委员的专职化，其中包括各级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二、程序与机制：中国立法权规范化的改革设想2011年两会期间，吴邦国委员长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3、立法冲突解决机制的规范化《立法法》的重要创新是对立法冲突提供了若干法律原则、具体裁决程序和申请审查机制，甚至在2004年专门设立了法规审查备案室，引得国内宪法学界一阵骚动。人民是现代法权体系的基石，其如何在宪法上自我实现是现代政制的关键。

提案程序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统一平等的提案处理程序、代表作为立法权正当主体的作用遭到压制、提案权基本上被其他国家机关垄断。这需要对中国宪法总纲第二条作出解释。

（4）对具体法律问题及其方案进行初步的宣传与教育，有利于后续的法律执行。共和主义的复兴重新激发了人们对代议制的反思和调整，而互联网的发展则从技术上逐渐消解了民主参与中的规模难题。

因此，立法冲突机制改革的真正着力点应该是外部化和程序化：所谓外部化，即探索由司法机关对法律规范进行审查，可以从规章先开始，逐步积累法律规范审查的司法经验，逐步上推至其他规范，这种外部审查有利于弥补内部审查的诸多不足。其他地方，比如南京江宁区，也出现了人大代表工作室的试点。